查道炯：中国经济的外部挑战与应对思考

《中国经济新动能》是网易财经智库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出品的高端财经访谈节目，抖音作为特别支持平台。针对财经焦点及社会热点，我们与北大国发院的知名专家学者进行深入探讨，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探寻在当前形势与不同研究视角下国家、企业和个人如何寻找发展的新动能。

NO.08 专访北大南南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中国经济的外部挑战与应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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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介绍】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哪些外部挑战？中国制造业的未来在何方？人民币国际化还有哪些提升空间？中美中欧关系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这次我们邀请到了查道炯教授，他将带领我们从国际的视角，深入解析中国当前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60S要点速读：

虽然国外舆论中与中国“脱钩”、“去风险”的频率在下降，中国经济发展继续面临复杂的外部环境。我们有必要注意到，特别是在高收入国家，对全球经济互动的底层逻辑出现了越来越深刻的质疑。从中我们有必要看到未来的中外经济互动的脆弱存在结构性：第一，经贸往来是否能换得和平？第二，如何把握产品链和生产链的跨国关联度？第三，特别是对中国而言，如何应对日用消费品生产技术水平的扁平化？第四，还是对中国而言，应对国际环境变化中的人的因素还应得到更高的重视。

以下为内容精编：

如何理解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挑战

虽然国外舆论中与中国“脱钩”“去风险”的频率在下降，中国经济发展继续面临复杂的外部环境。一些高收入经济体似乎是完成了降低与中国在经贸、高科技领域降低互动成分的舆论动员而进入执行阶段。这是阶段性调整还是长期性趋势，还有待观察。但是，我们有必要注意到，特别是在高收入国家，对全球经济互动的底层逻辑出现了越来越深刻的质疑。从中我们有必要看到未来的中外经济互动的脆弱存在结构性。

第一，经贸往来是否能换得和平？十多年来，“去全球化”“反思全球化”的呼声在欧洲和美国的决策精英、学术精英中一直具有吸引力。在他们的视野中，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动经济全球化，是期望推动出现一个不同国家和社会相互开放的世界，从而能给跨大西洋世界带来和平与稳定。虽然2014年的克里米亚事件和2022年开始的俄乌之争演变成军事冲突的原因众多，从欧洲和北约的立场看，欧洲一度力求通过与俄罗斯建立网格化的能源贸易基础设施等措施来换取持久性的和平环境，但未能如愿。俄乌冲突背景下，欧美的精英人士把这个经贸与和平之间关系的底层逻辑向包括台海、南海乃至东亚在内的其它地区延伸，推论出控制经贸往来反而有利于其自身和平的忧虑。

第二，如何把握产品链和生产链的跨国关联度？新冠疫情对全球生产链形成了严重的冲击，之前产品贸易全球化的采购便利反而成为一种掣肘。用通俗的语言表述，“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能自己造就自己造”的思维在上升。虽然类似思维并不新颖，但疫情前对跨国交易不确定性的压力并不明显，也没有持续数年的时间。疫情结束后，美国维持其对中国产品的高关税，理由便是追求其自身供应链的安全可控。

对中国而言，还有众多的境外市场可开拓，但是，历史上，我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主要在加工业和产品贸易领域，而维系市场间贸易往来还有大量的中间环节，包括融资、保险、运输等等。中国一直缺乏类似日本的综合商社（全球采购、全球销售），这也降低了在因政治外交原因而被制裁情形下中国在市场实力层面的对冲实力。

第三，特别是对中国而言，如何应对日用消费品生产技术水平的扁平化？高科技、尖端科技领域的大国竞争受关注的程度高，但往往被忽视的是：特别是在刚需性的日用消费品领域，生产技术已经开始扁平化。这个视角有利于理解为什么近年外资从中国转移出去似乎是易如反掌。其实，多数日常生活用品的生产并不需要高科技，不少中低收入国家吸收新技术并在全球技术链条中上升的能力也很快。所以，一些外资把在中国的生产环节撤走，换到其他的国家照样能够生产质量和价格有竞争力的产品。这种跨国投资转移的效应可能是长期性的。

第四，还是对中国而言，应对国际环境变化中的人的因素还应得到更高的重视。人在外交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这里所说的“人”不仅包括外交官，更包括普通人。在中国的生产企业里，外国的工人、技术和管理人员比例一直偏低。提高这部分人员的存在，对维系中国和外部市场之间互动的韧性会起到正面作用。其实，过去二十多年来，义乌、广州等城市的外贸具有活力，其中外国人常驻所得到的政策是利好因素。这样的做法值得更多城市借鉴。近期，中国恢复并扩大对一些国家的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过境等单方面免签政策，这有利于应对被“脱钩断链”。

如何应对新的国际环境挑战

面对外部环境的挑战，中国应该怎么办？

第一，要努力维持国家全局性的产业生态和活力。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发展差距，要努力避免国内的产业空心化，特别是中西部地区。

其实，特别是在美国，维系其“去全球化”的社会性因素便是历史上它没有做好国内的梯度转移。在中国，一些舆论认为近年美国将其产业政策中推动制造业“回岸”归咎为从中国的进口冲击是一种不友好行为。但是，这种做法并不无道理。毕竟，在任何一个国家，欠发达地区产业工人也同时是消费者，若是就业不足或失去工作机会，其对廉价消费品的支付能力也就随之下降，社会问题也会恶化。

所以，中国要注意吸取美国、日本等高收入国家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做好梯度转移，把在国内比较发达的地方缺乏竞争力的产业转向国内不太发达的地区，以增强这些地区在国内和国际经济循环中的自我造血功能。其实，中国的铁路网、公路网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成就，为梯度转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在当下和未来，在国际经济循环中的竞争压力都不会降低，但不能因为一些产业被看成是“低端产能”就将整个生产链都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去。

第二，发挥产品集成能力强的优势。近年来，西方一些跨国公司开始将部分生产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这种转变一开始被称为“中国+1”，后来逐渐发展成“中国+N”。实际上，这种做法至少在十年前就开始了。

过程中，中国在整体上没能被替代，核心竞争力是产品集成能力。在这方面，与其它中低收入国家相比，中国的优势是多方面的，包括国内的能源供应系统、交通运输系统，更重要的还有地方政策配套，也包括零部件生产能力的配套。

在继续努力吸引外资的同时，中国应继续整合、提高国内的生产配套能力，特别是大力提高“生产性服务业”，这跟制造业一样重要，是一个大行业。中国不必追求所有东西都在中国生产，但必须保持高水平的集成能力。

如何理解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政治而不是国际金融。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国际化，可以有三个视角。

第一，人民币已经国际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创造了一种国际储备资产，分配给成员国，作为其现有资金的补充，这就是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即SDR）。SDR是一个数字，但借款国拿到的则是被纳入其中的货币。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IMF的SDR货币篮子，这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综合国力和改革开放成效的肯定与认可，也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里程碑。

第二，人民币结算稳步提升。2023年7月，人民币在全球支付的占比突破3％。从贸易结算用货币看，2023年1月到7月全球货物贸易中的人民币结算占比达24％，为近年最高水准。从这组数据中可以看出，人民币结算正稳步提升。 

第三，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因素是用户群和便利度。观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度，还有必要观察和研究海外用户群体的可选项，其中包括央行、商业银行、企业和个人。 其中每一类用户是否使用人民币、如何使用人民币，涉及众多因素和各自的利益判断。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我们要相信人民币的继续国际化将是水到渠成的过程，最核心的竞争力还是以它计价的产品、服务是否有足够的不可替代性，也包括使用便利程度。当我们乐见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另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金融风险。因此，人民币国际化不能操之过急，而是要稳步推进。

如何看待和运筹国际多边国际组织

国际问题的处理途径，可分为两大类：双边和多边。不论是双边还是多边，都是在谋求利益磨合最低公约数。在讨论多边国际组织的用处之前，有必要理解“治理”和“全球治理”这两个词。

“治理”在中文里面有“落实总方针”的含义。比如街边停车收费，只有在上位法、依之所设立的机构、机构雇用人员这三个条件都具备，收费行为才合法，街边有序停车的目标才能得到实现（也就是治理）。在国内事务中，法定的管理权争议较小，所以“治理”不难理解。

在国际事务中，英文的governance（治理）则和中文的含义不同，它大致的意思是先建立一个机制，再去找可行的办法，而并没有像国内场景下的法定安排。所以，“全球治理”“区域治理”或某个具体议题的治理，应理解为开放性的政策探索过程。联合国是最有代表性的多边组织，但它不具备行使世界政府的合法性或功能。所有的多边组织都是一种安排，而且在本质上都是一种俱乐部：以共同利益和追求为基础，必须有贡献，是否参与及参与程度既取决于参与方的利益诉求，也取决于组织的管理适切度。

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都面临着一种“两难”。这主要源自代表性问题。一方面要追求全面，不以国家大小、社会体制、宗教文化论亲疏，让大家都能够发声，这才是公平、合理的。另一方面，过于追求全面性会增加决策达成共识的难度。代表性高，决策效率往往就比较低。

为了追求效率，可以建立新的组织，建立所谓的微型多边或者少数多边的组织。但只要是多边，就离不开这道两难选择题。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例，为维持其广泛的代表性，选择了协商一致的决策过程，这就意味着每一个动议都必须得到所有成员的同意。WTO改革进程之所以缓慢，与其决策机制高度相关。  

所以，对一国而言，是否加入多边，加入哪种类型的多边，是一个开放、动态的选择。核心是各方自身损益判断的基础是什么。

如何理解和重塑中美关系

对于中美关系，两国学界和社会上的一些人士都有各自不同的观察视角。特别是在2017年以来，讨论两国关系的情绪化成分在上升。

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中美学者界的面对面交流也逐步恢复。双方都从围绕全球性议题开始，例如，气候变化、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和人工智能的规则。这更多是因为双方特别是美方学者认为，只有这三个议题才是比较安全的。

更直接涉及双边利益的议题，一是因为国际问题学者对国内事务和决策了解比较浅显，二是因为各自都有“政治正确”的需求，还比较敏感。这样，交流过程中避实就虚的成分比较高。

很多人认为中美之间的情绪化交往始于2017年贸易战。但是，从我所理解的美国对外经济政策、文化政策思维来看，自200多年前中美两个社会有往来开始，美国精英层面在思考对华关系时就带有一种情绪或者潜意识：美国与中国交往本质是一种“大度”（benevolence），而中国则应以“感激”（gratitude）作为回报。

这与当代中国以来，中国的学术精英们所理解的两国关系的理想状态不同。天下大同、互通有无、互学互鉴、共同进步才是中方所理解的两国交往的本质。

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把时间拉回至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至1918年）之前，1909年9月，京张铁路全线建成，打破了中国人不能自建铁路的断言。主持修建京张铁路的詹天佑曾是通过考试获得留洋名额，成为首批官派赴美留学的幼童之一。那时候，美国就有人认为这是对中国的一种关照，既然关照中国了，中国就要有所回报，要“识趣”。

“识趣”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体制、文化，甚至宗教、安全、同盟关系，都要和美国“站在一起”或者长得越来越像。而中国文化中的底层逻辑是互利共生。中国认为中美之间互通有无、合作双赢，生意、技术、知识方面，都不存在着单向的输血。打个比方，再高明的医生，如果没有病人，这个医生也没办法从事医务工作，更何况医生也并非免费提供服务。这就是两国很早以前就在认知上存在的差距。

所以，中美之间交往的心理基础确实不同，这是从两个社会接触以来就开始的，是一种文化性的差异。

近年来，中美之间的情绪化问题表现得更突出，客观、理性的成分当然也存在，只是在当下还不容易成为主流。一大因素中国的能力提高明显，尤其是在技术方面。

目前的局面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不能说哪一方就一定对，也不能说哪一方就一定错。如果把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两家公司之间的竞争，其中一家公司有条件、有空间能够垄断一个市场，一般不会乐见出现颠覆性竞争的局面？

企业为什么会有收购行为？因为企业愿意做垂直融合（Vertical Integration），收购的目的是壮大自己。被收购的一方则更希望水平融合（Horizontal Integration)，避免自己成为产业链的最底端。无论在公司层面还是国家层面，这种竞争都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中美之间，或者说任何一对国家之间，都只有不断地去适应一个不断变化的国际往来生态的选项。讨论和思考中美关系都不能有特殊化、神秘化或者简单化的思维，若是情绪化叙事，则于己无益。

如何理解和处理中欧关系

发展与欧洲的关系对中国而言当然重要。但与欧洲交往，需要理解以下几个基本点。

第一，欧盟及其成员国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作用。欧洲联盟总部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由欧洲共同体发展而来，创始成员国有6个，分别为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现拥有27个成员国，正式官方语言有24种。目前，北欧有一些国家还不是欧盟的成员国。中东欧一些国家虽已成为欧盟成员国，但接受欧盟的资助，在成员国里属于净受益的一方，所以和其他成员国所发挥的作用不尽一样。

欧盟是一个基于其成员国部分让渡主权而形成的区域性组织，其决策机制由“三驾马车” —— 欧盟议会、欧盟委员会、欧洲理事会——构成。每一个机构都有代表整个欧洲处理涉外事务的权力。此外，欧盟还有专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俗称欧盟外长）。所以，具体到一个议题，到底哪一位欧盟高官才代表欧盟立场，往往不容易分清。

欧盟和它的成员国之间对外政策到底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这个过程相当复杂。一个对外政策从有意向到有所表达，到形成欧盟框架下的法律，再变成其成员国的国内法律或政策，要经过很缓慢的过程。所以，与欧洲交往，既要与欧盟的不同机构接触，也要与其成员国政府接触，因为它们谁也没有代谁行事的职能。

第二，思考中国应该如何与欧洲相处，要注意观察欧洲在全球事务中的竞争力究竟在哪里。欧洲社会普遍面临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不足等问题，其应对方法之一是不断吸纳新移民，同时给新移民设置一个从仅享有经济权利向也享有政治权利过渡的过程。

在我所理解的欧洲精英看世界的底层思维中，脆弱感比较明显。这种脆弱感则主要来自经济地理禀赋的全球性对比。从欧洲看世界，自身未来的增长空间有限。美国地广人稀，且自然资源禀赋优良，因此对外政策试错的空间很大。中国，像战后的日本那样，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让欧洲吃惊，他们认为中国比日本具有更高的全球性竞争力。

在参与世界竞争的过程中，欧洲在军事实力、资源禀赋、劳动力方面都处于相对劣势，那么，赢得竞争的工具之一是为国际交往特别是经济设置前瞻性规则。

历史上，欧洲是多种技术标准和标准组织的发源地。在应对气候变化等议题上，欧洲一直保持定力，零排放、碳中和等目标源自欧洲，对进口商品征收碳关税也是欧洲发起的规则。当然，设置这些规则都是以保护欧洲业已取得的成就为前提。但当欧洲以人类的未来、地球的未来、全球的利益作为其向全球推广相关规则时，就有了一种道德高地。

第三，与欧洲交往，要走出传统的“大国”“小国”之分思维。欧洲的官员、学者经常提到Normative power这个词——在国际事务上它要形成示范。这实质上是在提示外部世界：以国别经济总量等指标定“大国”“小国”并不符合欧洲的价值观，欧洲要在国际事务中要维持独立性，不愿也不会被任何国家所利用。

特别是在经贸领域，中国与欧洲互动的过程中，有必要重视欧洲立场背后的价值观。我们不难注意到，近年，美国尽力在高技术领域拉欧洲一起与中国进行排他性竞争，但欧洲还是较高程度的克制，其中的价值观之一便是技术进步和科学知识分享有利于全人类的发展。

从这个角度而言，欧洲不像美国那样容易情绪化。中国在处理与欧洲的关系时，不应以国家大小或者经济总量去判断与哪些国家合作，而是要着重根据具体的项目来做判断，综合考虑产品、服务、行业间的利益契合程度。

第四，应开拓与欧洲在第三方市场展开合作的空间。不论如何解读历史上欧洲在发展中国家的足迹，当下和未来中国在其它中低收入国家开拓市场时，都应注意到那些社会与欧洲在法律法规、商业网络和规则、人文交往等领域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过去二十多年来，欧洲积极推动与中国一起在非洲等地区展开三方发展合作，特别是在抗疟等医疗卫生等领域，取得了不少成就。

其实，在所有的国际经济交往活动中，每一方都既有自身的长处也同时难免有盲区，三方合作有利于扩大视野，降低在发展中国家市场“边干边学”过程中的学费成本。

编外：人生分享

我的家乡在安徽、江西、湖北三省交界的地方。小学三年级时，我因为得了麻疹而辍学一两个月，住在家长搭建的临时茅屋里，靠中草药和父母的照顾而渡过了难关。 

我父亲是一个走乡串户的手艺人，做木杆秤。我生病的时候，他在地摊上找了一本《中国地理》给我看。我父亲是上过私塾的，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他问我对那本书的读后感。我说想去书中提到过的一些地方看看。他告诉我有三个方法：一是当兵，但我体质太差，二是跟着他去，但他没有那个经济能力，三是做叫花子，什么都不用学，但任何地方都可以去。我听明白了父亲的意思，只要我努力，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中国地理》这本书以及看书之后父亲跟我的交谈，对我后来的成长影响特别大。

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对于快乐的看法从我作为老师的角度来看，快乐来源于找到了自己感兴趣，同时又符合社会需求的事，从小事做起，快乐和进步就都会来到我们的身边。